转载:“九一八”日本儿童遇刺事件反思:中国人的命不是命吗?

自己的一个孩童死在中国,就激起日本人这么大的情绪,亚洲当年一切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人民又是什么感受?

将心比心,日本法院至今仍以国家无答责为由,搪塞当年中韩受害者的家属,请问受害一方的家属又是什么感受?

最近,在九一八这个特定的日子,中国发生一起涉外的黑天鹅事件:深圳日本人学校一名10岁日籍男童,在上学途中遭一名44岁中国男子持刀袭击后,不幸离世。事发后,日本国内舆情汹汹,并被部分日本媒体解读成中国仇日情绪的一种反应。

中国民众普遍弥漫一种仇日氛围不假。除了因历史问题,更因近年日本追随美国印太战略,和美印澳等国家结盟,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之故,且说什么“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

但仇日不等于中国民众就失去理性。往昔,善良的中国民众曾以德报怨,收养二战战败国日本的大批遗孤,如今也不会将怒气撒在普通的日本民众身上,更不会撒在天真烂漫的无辜日本儿童身上。三个月前,苏州的中国大妈胡友平为救日本母子,甚至还搭上自己的生命——这是稍微有点理性的人凭常识就可判断的。

随着中国国内各种矛盾交织、冲突、困顿,公共安全,特别是中小学生安全,一直就是中国必须严加防范的突出问题。如今中小学乃至大学都有保安和校卫队,即便是学生家长都不能随意进出中小学校大门办事,须要先和校方联系征得同意。这在笔者那个时代是闻所未闻的。

即便如此,有时还是防不胜防。前两年,在陕西省米脂县小学门口,一赵姓暴徒就一口气手刃八九个小学生,原因竟是他自己在社会上混得不好,就将一腔邪恶怨毒之气倾泻在一群没有防卫能力的孩子身上。因此,九一八深圳日童遇害事件,怎么看都只是一起偶发的、带有反社会明显特征的刑事个案。要说有些特别,就特别在它恰恰发生在九一八这个敏感日子,发生在日本小学生身上,又恰恰发生在中日关系高度敏感时刻,且此次袭击没有胡友平。

这与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无关,也与中国国耻日的设立无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至少在日本对二战期间侵害中国和亚洲民众的罪行没有深刻反省,真诚谢罪之前,在日本没有停止染指台海,挑衅中国之前,中国永远也不会停止这种爱国主义和九一八国耻的教育宣传。日本不是也把8.15战败日暗暗视为“国耻日”,每年都在纪念吗?只不过,这是一种扭曲历史的“国耻”观——中国常常将之视为日本政府企图废除和平宪法、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信号之一。

当然,事件发生后,中方也不是没有值得反思之处。可能是出于不想影响中日关系大局的考虑,只是对事件低调淡化处理,没有及时回应相关方的关切。另外,对网络少数蹭“爱国流量”的无知浅薄之徒的行为,管控和惩戒的强度还不够大。在很多情况下,这类事件即便是个案,也须高度警惕,严防发酵为非理性的民粹情绪。最近据传四川一挂职副县长,疑似在网上宣扬“杀个小孩儿多大事儿?”“没滥杀无辜啊,杀的小日本仔”的极端言论,在中国民间舆论场就受到关注和谴责,可见仇恨言论在中国同样没有市场。虽已被官方追查,但官方仍须深刻反思:副县长这样的职位不是很高,但也不是很低,如此没素质且冷血的官员是怎么选拔上来的?倘此人日后爬上高位,将把中国引向何方?

据报,对于中国政府此次九一八案件的回应,日媒仍不罢休。认为将“这一事件轻描淡写地视为一宗简单的街头行凶案,那么会大错特错”。这种过度解读显然是非理性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非不可理解。毕竟死的是自己国民,何况还是孩子。但是不是也该推己及人想一想,自己的一个孩童死在中国,就激起日本人这么大的情绪,亚洲当年一切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人民又是什么感受?

将心比心,日本法院至今仍以“国家无答责”为由,搪塞当年中韩受害者的家属,请问受害一方的家属又是什么感受?九一八,一个令全体中国人哀痛至今的日子。但中国绝不希望在79年后的今天,又把它变成日本孩子忌日和普通日本人的哀痛,变成中日普通人民的共同哀痛。窃以为,这才是所有正常的中国人心底的所思所想。

(本文发表于《联合早报》。作者杨建业是西安科技大学教授)

原题:《杨建业:九一八“黑天鹅”事件亟须反思》

陆生赴台遭抗议事件:中国大陆青年学生的“失语”与大众的“政治冷漠症”

11月底至12月初,在“马英九基金会”搭桥下,来自中国大陆多所高校的师生与奥运冠军前往台湾交流,访问了台湾多所大学及自然人文景点。

   但访问期间,访问团遭遇台湾一些民众和学生抗议。而来自复旦大学的陆生宋思瑶在访问期间,以“中国台北队”称呼近日夺取棒球世界冠军的“中华台北队”/“台湾队”,更引发从民进党政府官方到台湾部分学生和民众的不满,抗议声浪更甚。大陆师生路过时,许多抗议者举着“这里不是中国台北”、“中国同学来交流民主……”、“台湾独立”、“新疆集中营”、“藏人人权”、“中国民主化”、“六四天安门”、“白纸革命”、“性别平等”等标牌并呼喊口号。而大陆访问团包括青年学生,普遍低头或无视抗议,沉默不语,匆匆的从抗议人群身边穿过。

    大陆访问团在台九天,几乎每处公开活动都遭遇了抗议者举牌和呼喊,但访问团师生没有一句回应,也拒绝接下抗议者塞来的传单,以几乎完全静默的方式渡过了抗议浪潮。面对抗议,不少大陆学生还表现出明显的避让、慌乱、羞涩,并被镜头记录、遭台湾绿营人士及其他反对者嘲笑。

    这样的情景并非孤例。无论是以前陆台交流中的大陆访问人员(包括大陆官员和民间人士,如2008年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被攻击,还是中国留学生在欧美等国参与官方与民间活动遭遇政治抗议,或就争议性的政治议题交流、交锋时,中国大陆留学生等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都更多以沉默相对。尤其当对方展示和提及在中国大陆属于敏感的政治话题或禁忌名词时,陆生更是避之不及。在许多敏感又重要的议题,中国大陆学生都是“失语”的。

 

    中国大陆学生面对敏感政治议题和抗议,如此的回避和“失语”,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大陆特殊的政治体制和言论审查机制,让中国大陆学生在接触和提及这些议题时,面临着各种不确定的风险。出于个人安全和前途考虑,大陆学生对这些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议题,选择一概沉默和回避。

   但更根底性的,是中国大陆学生在特殊体制和环境下,自身从思想上、价值观上、行为模式上,已经丧失了面对若干敏感但却重要且需直面的、政治和国际方面的议题时,积极认知和思考,并妥善应答的能力。

  

    最近数十年来,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中国大陆人,普遍处于对各种政治争议、较浓厚意识形态问题冷淡、沉默、回避的状态。虽然互联网上也有一些“键政(线上讨论政治)人”,但只局限于热衷政治和国际议题的少数人,且“键政”仍然受到各种限制(例如删帖、封禁)。而且这些讨论几乎都以线上的、匿名的方式进行,而并不会在线下、校园、实际工作生活中公开表达,更不会进行示威游行等政治活动。大多数中国学生/青年人,要么钻研专业课、为就业挣钱奔忙,要么“岁月静好”风花雪月享受生活,或二者兼而有之,但都远离政治,对敏感问题避之唯恐不及,做“精致利己主义者”。

    中国大陆的教育体系和实践,也往往回避对民主专制、统一分离、族群关系、性别不平等与平权、言论管制与新闻自由等争议话题的多角度、批判性、思辨性讨论,也不讲授太多相关知识,提到时一般都以“政治正确”式空话(例如“中华民族共同体”、“两岸一家亲,同胞血脉相连”、“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自由”)加以概括和定论,而不许异议和争论。中国在通识、逻辑、多元化等方面的教育几乎是空白的。

    于是,面对争议性议题,即便有的中国大陆学生有兴趣,但也无法有效的、系统性的获取相关知识,也没有能力去较准确理解前因后果、合理判断是非曲直。即便有些事情占理,却因为不熟悉国际通行的基于普世价值、但又颇多“弯弯绕”的复杂话术和规则,不懂现代民主文明体系中的各种隐秘的“套路”,缺乏反驳对手、争取同情支持的技巧,有理也不会说,勉强说了也没有说服力感染力。

    这样的中国大陆学生,当然难以招架住经过公民教育、对“敏感问题”司空见惯、对论辩驾轻就熟的港台或外国学生的批评质问了。当然,也有一些大陆青年知识丰富、也懂得民主社会的各种规则、有表达和论辩技能,却仍然出于自私、不愿陷入争议而沉默,利己犬儒。

   在中国大陆的国力、经济社会状况处于上升势头的2010年代,也有一些亲政府的、建制派的、中华民族主义倾向的大陆学生,在与香港人、台湾人、外国人论辩时“积极表达”(例如所谓“出征”),但却是重复诸如“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空洞口号、贴网络表情包、说一些“键政”中的讽刺性“黑话”/“俏皮话”,以及重复骂“NMSL”之类脏话,来回应各种批评政权及中国大陆的声音。

   这并不是正常的、有效的、实质的政治表达,相反充分反映了中国大陆青年、学生、网民等从精英到大众的很多大陆人知识的欠缺和语言的贫乏。一些留学生在当时的香港、台湾及欧美,各种蛮不讲理的流氓做派、线下辱骂和肢体攻击异见者,更是缺乏教养和正常交流能力的表现,还涉嫌违法犯罪。这些国人的低劣“表达”,也损害中国国家形象、污名和连累了中国人。

   而到了最近几年,中国大陆内外交困、处于舆论弱势时,青年学生在内的大陆人,又普遍变得极为低调和沉默(包括那些曾经积极参与反台独、反“辱华”“出征的“爱国者”),甚至完全“失语”。哪怕在一些大陆方占理,或起码可以通过论辩来厘清是非、剖析事情复杂性的涉华及国际关系议题上,如港台、日本、欧美一些针对大陆人的种族歧视和仇恨行为、全球保守民粹风潮下中国何去何从、统独及政治体制之外较易讨论的两岸差异与纷争、中国的新疆西藏政策及族群关系、其他一些重大历史和现实政治争议等议题,也选择沉默。

    一些外国高校邀请在校中国留学生参与相关论辩,中国学生往往拒绝参加、置之不理,或只是旁听而怯于发言。这样的“政治冷漠症”,当然不止普遍存在于学生之中,也包括更广泛的中国大众及海外华人华侨。甚至许多已经入籍外国的华裔学生和公民,也对政治颇为冷淡、回避争议性问题。

  而据笔者直接耳闻目睹和间接了解,世界其他族群和身份群体,无论白人黑人,还是基督徒或穆斯林及无神论者,无论印度人还是阿拉伯人,无论伊朗裔还是韩裔侨民,以及台湾人与海外港疆藏人……总之各族群人士(尤其各族群高校学生)都积极参与公共议题包括政治话题讨论,并为自己族群发声代言。

    而占世界人口超过六分之一、也有大量在海外的留学生的中国大陆汉族/华裔人士,却普遍沉默和“隐形”。面对争议性的、需要表达自己立场和维护自身利益的事情,及面对抗议活动、争议舆论,要么重复官方的陈词滥调而无独立见解,要么沉默不语。这些人也并非完全不关心自身权利,但更多关注自己的“私事”和“私域”,而没有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同胞的爱护与责任心,缺乏对整个族群和国家的“公事”与“公域”的关怀、讨论、参与,不愿捍卫公共利益和族群尊严。

    这就导致与中国大陆及大陆人相关的重要国际议题(也包括陆港、陆台议题)上,严重缺乏中国大陆人的(尤其具体个人的、民间的,反映大众境遇、情感和诉求的)声音。而中国大陆知名院校青年学生、各行业精英的“失语”,是最为令人忧虑的、潜在损害最大的,意味着国家核心、民族未来的“失语”。而声音的微弱、话语权的缺失,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及国民在权利、尊严、利益上必然吃亏,以及族群不被国际理解、被他者污名化的恶果。造成这样恶果的原因很多,中国大陆人尤其青年学生因缺乏表达能力和欲望,加之现实条件所限,而在重要争议话题上“失语”,是最直接的原因。(当然,也有一些激进反政府人士,包括一些留学生和青年人,走上不讲道理的“逢中必反”、不分是非仇恨中国人的另一条歧途,同样是错误的、悲哀的、可耻的)

  而同时,在中国大陆内部媒体和自媒体平台、涉及大陆内部的事件,中国民众同样主动或被动的“失语”。这与大约十几年前传统媒体和互联网虽有限制、但仍有一定自由度和开放性的舆论环境截然不同。而大陆人对外的“失语”,和对大陆内部事务的“失语”,不仅时间上是颇有重合的,也是相关的。当大陆/国内没有正常的教育、信息流通、言论自由,以及较敢言和秉公的媒体平台与发声管道、良好的论辩环境,大陆人又怎么可能在涉及大陆与外部纷争的议题上积极又理性的参与、在论辩中不失下风呢?

    近日陆生赴台遭抗议事件及陆生的集体沉默,只是中国大陆学生、青年、大众在国内外舆论中“失语”的一个典型例子、冰山一角。这样的“失语”是不应该的。沉默寡言与封闭内心,不是青年人应有的状态;患“政治冷漠症”的大众普遍“莫谈国事”,也不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应有的风貌,更严重了损害国家民族及每个国民的话语权、舆论场和公共域中的存在性与价值、方方面面的现实利益。

   笔者也完全明白,许多国人之所以“失语”和“政治冷漠症”,也是中国几十年来大环境塑造而成,不应过于责备个体。但每个人也有主观能动性、有在各种条条框框中闪转腾挪的能力,有作为公民的义务。尤其身份和阶层较高、家境较好、学识较广的中国人及海外华人华侨,显然有更多条件为同胞发声,所以也有更大责任为弱者呐喊,而不能因为有些环境限制和钳制,就选择完全缄默不语(或称颂体制、粉饰太平)。而且越是黑暗压抑、万马齐喑,人们打破沉默的发声也更可贵、更必要。

   中国的体制、社会各界,都应该创造利于青年人和大众积极讨论时事、就争议话题勇敢发言、在国际上敢于触及和应对敏感议题的能力和氛围。今日的中国和国人,应回归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民国时、1980年代时,那种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舆论环境,关心国计民生、既为自己也为同胞发声呐喊的国民责任心。

   尤其重要的,中国大陆青年人、各高校学生,应“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对工农大众和各弱势群体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同理心同情心,在考虑自身处境和安全情况下,尽可能大胆的参与对公共事务讨论、对争议的辩证思考、在必要时的独立积极表达。这样的大陆青年,才是中国的希望;有这样青年的中国,才能真正独立自由、繁荣富强。

Chinese Mainland students encounter protests in Taiwan : The “Speechlessness” of Chinese Mainland Youth and the Public’s “Political Apathy”

From late November to early December, under the arrangement of the “Ma Ying-jeou Foundati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multiple universities in mainland China, along with Olympic champions, visited Taiwan for an exchange. During their visit, they toured several universities and explored various cultural and natural landmarks across Taiwan.

However, during the visit, the delegation encountered protests from some Taiwanese citizens and students. Controversy escalated when Song Siyao, a mainland student from Fudan University, referred to the recently crowned baseball world champions, the “Chinese Taipei Team”/“Taiwan Team,” as the “China Taipei Team.” This remark sparked dissatisfaction from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government and parts of the Taiwanese public, leading to intensified protests. When the mainland delegation passed by, many protesters held signs with slogans such as “This is not China Taipei,” “Chinese students come to learn about democracy,” “Taiwan Independence,” “Xinjiang Concentration Camps,” “Tibetan Human Rights,” “Democratization of China,” “June Fourth Tiananmen,” “White Paper Revolu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They also chanted these messages. The mainland delegation, including its youth members, generally kept their heads down, avoided eye contact, remained silent, and quickly passed through the protesting crowd.

During their nine-day stay in Taiwan, the delegation faced protestors holding signs and shouting slogans at nearly every public event they attended.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group offered no verbal responses, refused to accept flyers handed to them by protestors, and weathered the waves of protests in almost complete silence. In response to the protests, many mainland students appeared visibly evasive, flustered, or embarrassed—reactions that were captured on camera and mocked by Taiwanese politicians from the Green Camp and other opponents.

This scenario is not an isolated case. Whether during past cross-strait exchanges involving mainland Chinese delegations (including officials and private citizens, such as the 2008 visit by Chen Yunlin, then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being attacked in Taiwan, or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Western countries facing political protests during official or private events, mainland Chinese participants often respond with silence. This is especially evident when the opposition raises sensitive political topics or taboo terms related to mainland China, which the students tend to avoid at all costs. On many sensitive yet significant issues,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have been notably “speechless.”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tendency to avoid and remain “speechless” when confronted with sensitive political topics and protests stems from various reasons. On one hand, the unique political system and censorship mechanisms in mainland China create significant uncertainty and risks when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Out of concerns for their personal safety and future prospects, mainland students often choose to remain silent and avoid discussing topics that could potentially cause them trouble.

More fundamentally, however,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shaped by their political system and environment—have lost the intellectual, ethical, and behavioral capacity to actively engage with, think critically about, and appropriately respond to sensitive yet important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In recent decades, including among young students, people in mainland China have generally adopted an attitude of indifference, silence, and avoidance toward politically charged or ideologically contentious issues. While there are some individuals on the internet who engage in “keyboard politics” (online discussions about political topics), these individuals remain a small minority passionate about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Even so, “keyboard politics” is still subject to restrictions, such as post deletions and account bans. Moreover, such discussions almost exclusively take place anonymously online, without any public expression in offline settings such as schools, workplaces, or everyday life, let alone through demonstrations or other political activities.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young people, their lives revolve around academic studies, pursuing careers, and earning money, or simply enjoying a peaceful and carefree life. They steer clear of political matters, avoid sensitive topics, and adopt the mindset of “sophisticated self-interest.”

China’s educational system also tends to shy away from engaging in critical, multi-faceted discussions on controversial topics such as democracy versus authoritarianism, unification versus independence, ethnic relations, gender inequality and equal rights, freedom of speech, and press freedom. These topics are rarely taught in depth, and when they are mentioned, they are typically summarized and finalized with politically correct platitudes (e.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re one family, bound by blood ties,”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or “the state respects and protects human rights/freedom”) that allow no dissent or debate. There is a notable lack of education in China in areas such as general knowledge, logic, and pluralistic thinking.

As a result, even if some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are interested in controversial issues, they lack the means to systematically and effectively access relevant information or the ability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context and consequences, and to reasonably assess what is right or wrong. Even when the facts are on their side, they often struggle to articulate their points convincingly due to unfamiliarity with the complex rhetoric and rules grounded in universal values and widely accepted in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They lack knowledge of the subtle “strategies” embedded in modern democratic and civil systems and have difficulty countering opponents or gaining sympathy and support. Even when they have valid arguments, they either fail to present them or fail to do so in a persuasive and impactful manner.

It is thus no surprise that such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struggle to respond to the critiques and challenges posed by Hong Kong, Taiwanese, or foreign students, who are more experienced with civic education, more familiar with “sensitive issues,” and more skilled at debate. Of course, there are also some mainland youths who are well-informed, understand the rules of democratic societies, and possess strong expression and debate skills. Yet, even they often choose to remain silent out of self-interest, unwilling to risk embroiling themselves in controversy, embodying a self-serving cynicism.

During the 2010s, a period marked by China’s rising national power and improving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some pro-government, establishment-aligned, and nationalist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were more vocal in debates with Hongkongers, Taiwanese, and foreigners. These individuals engaged in what they called “active expression” (such as the so-called “online crusades”), but their responses often consisted of repeating empty slogans like “uphold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posting internet memes, using sarcastic “political slang” from online discussions, or resorting to insults such as “NMSL” (a vulgar phrase). Such responses were intended to counter criticism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mainland China.

This type of expression is neither normal, effective, nor substantive political discourse. Instead, it fully reflects the lack of knowledge and impoverished language skills among many mainland Chinese youths, students, and netizens—from elites to ordinary people. Some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Western countries engaged in irrational, thuggish behavior, including verbal abuse and physical assaults on dissenters. Such actions not only demonstrated a lack of civility and inability to engage in proper communication but also, in some cases, vio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se low-quality “expressions” tarnished China’s national image and brought shame and collateral damage to Chinese people globally.

In recent years, as China has faced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and been placed in a weaker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mainland Chinese youth, including students, have generally become far more subdued and silent (even those who previously actively opposed Taiwanese independence, countered perceived “insults to China,” or engaged in patriotic “online crusades”). Many have become completely “speechless,” even in discussions where they may have had valid points or could have clarified misunderstandings and complexities through debate. Topics such as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hateful actions targeting mainland Chinese in Hong Kong, Taiwan, Japan, or Western countries; China’s direction amid the global wave of conservative populism; cross-strait differences and disputes unrelated to political systems or unification; China’s policies in Xinjiang and Tibet; and other significant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controversies are often met with silence from these individuals.

Some foreign universities have invited Chines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debates on such issues, but these students often refuse, ignore the invitation, or merely attend as silent observers without contributing to the discussion. This “political apathy” is not confined to students—it is also prevalent among the broader Chinese public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diaspora. Even many Chinese immigrants who have acquired foreign citizenship, including Chinese students and citizens abroad, often exhibit indifference to politics and avoid engaging with controversial issues.

Based on my direct observations and indirect understanding, other ethnic and identity groups worldwide—whether White or Black, Christian, Muslim, or atheist, Indian or Arab, Iranian or Korean diaspora, as well as Taiwanese and overseas Hongkongers, Uyghurs, and Tibetans—actively engage in public discussions, including political debates, and speak out to represent their communities.

However, despite comprising more than one-sixth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and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ainland Chinese Han/Chinese diaspora individuals are often silent and “invisible.” When faced with controversial topics requiring them to express their positions or defend their interests, or when confronted with protests or contentious narratives, they either repeat official rhetoric with no independent viewpoint or remain silent. While these individuals are not entirely indifferent to their rights, they are more concerned with their personal matters and private spheres. They lack a sense of communal identity, love, and 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ir compatriots, showing little interest in the “public affairs” or “public domain” of their ethnic group or nation. They are unwilling to defend collective interests or uphold the dignity of their community.

This has resulted in a severe lack of voices from mainland Chinese people—especially individual, grassroots voices that reflect the experiences, emotions, and demands of the public—o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issues related to China (including mainland-Hong Kong and mainland-Taiwan issues). The silence of youth from prestigious mainland universities and elite professionals in various fields is particularly worrisome and potentially harmful, as it signifies the “loss of voice” from the nation’s core and the future of its people. A weak voice and a lack of discourse power inevitably lead to disadvantages for the country and its citizens in terms of rights, dignity, and interests, as well as the stigmatizat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ile there are many causes for these outcomes, the most direct reason is the “loss of voice” among mainland Chinese people, particularly young students, on major controversial topics. This stems from their lack of both the ability and the desire to express themselves, compounded by real-world constraints. (Of course, there are also radical anti-government individuals, including some students and young people, who take the misguided path of opposing China at every turn, indiscriminately hating their own country and people. This path is equally wrong, tragic, and shameful.)

At the same time, within mainland China, the public often experiences the same “loss of voice,” whether voluntarily or involuntarily, on domestic media and self-media platforms regarding internal events. This is a stark contrast to the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of a decade or so ago, when traditional media and the internet, while restricted, still allowed for some degree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The “loss of voice” among mainland Chinese people on international issu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is domestic silence, and the two phenomena overlap in time. Without normal education,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freedom of speech, outspoken and fair media platforms, channels for expression, and a healthy environment for debate within the mainland, how could mainland Chinese people possibly engage actively and rationally in debates on disputes involving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without being disadvantaged?

The recent protests against mainland students visiting Taiwan and the collective silence of these students are just one typical example—a tip of the iceberg—of the broader phenomenon of “loss of voice” among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youth, and the general public i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uch a “loss of voice” is unacceptable. Silence and emotional withdrawal are not the states in which young people should exist; nor should a nation’s people collectively avoid discussing political matters, as this is not the demeanor of a true national community. This silence gravely undermines the discourse power, public presence, and value of the country, the nation, and each individual citizen in public spheres and media, and harms their real, tangible interests in countless ways.

I fully understand that much of this “loss of voice” and “political apathy” among Chinese people stems from the larger environment shaped over decades and that individuals should not be overly blamed. However, every person has agency and the ability to navigate within constraints. Everyone also has civic dutie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those with higher social status, better family backgrounds, and greater knowledge—both mainland Chinese and overseas Chinese. These individuals clearly have more resources and conditions to speak out for their compatriots, and therefore bear a greater responsibility to advocate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They cannot allow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repression to become excuses for complete silence (or for praising the system and covering up injustices). The darker and more oppressive the environment, the more precious and necessary it becomes to break the silence and speak out.

China’s system and various sectors of society should create an environment that encourages young people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o actively discuss current affairs, bravely voice their opinions on controversial topics, and develop the capacity to confront and address sensitive issues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Today’s China and its people should return to the open and vibrant intellectual atmosphere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century ago, as well as the spiri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and the 1980s—a time when diverse opinions flourished, when people cared deeply about national and social issues, and when citizens felt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speak out not only for themselves but also for their compatriots.

Most importantly, mainland Chinese youth, particularly university students, should “should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ation.” They should cultivate empathy and compassion for the working class, farmers, and other disadvantaged groups, embodying the spirit of “feeling others’ hunger as one’s own, and others’ drowning as one’s own crisis.” While taking their own circumstances and safety into account, they should strive to participate boldly in discussions of public affairs, engage in dialectical thinking on contentious issues, and, when necessary, express themselves independently and proactively.

Such young people in mainland China represent the country’s hope. A China with such youth will be a truly independent, free, prosperous, and strong nation.

Jimmy Carter Passes Away: The Swan Song of an American Idealist Politician

On December 29, just after Christmas and before the arrival of 2025, former U.S. President Jimmy Carter, who had reached the age of 100, passed away. Governments, political figures, media outlets, and countless others around the world expressed their condolences. Evaluations of him have been predominantly positive, though not without significant controversy.

Supporters praised Carter for prioritizing human rights during his presidency, for his approachable and humble demeanor, and for breaking away from the hegemonic style of U.S. politics. His achievements included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ideological rivals like China and returning sovereignty over the Panama Canal. After leaving office, Carter dedicated himself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humanitarian efforts until his death, further solidifying his reputation.

Critics, however, argue that Carter was ineffective in domestic policy and weak in diplomacy, citing examples like conceding too much to China and abandoning Iran’s pro-American Pahlavi regime, which paved the way for anti-American theocratic forces to rise to power.

Both the praise and criticism have their merits, depending on one’s values and perspective. Nevertheless,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including many critics) acknowledge that Carter was a “good man.” By “good,” they mean kind, gentle, upright, and honest—qualities that are rare and precious in the cutthroat world of politics and the self-interest-driven international stage.

In American history, most presidents and politicians have been pragmatists, such as Harry S. Truman, Dwight Eisenhower, Richard Nixon, and the two Bushes(George Bush,Walker Bush) whose decisions were primarily based on U.S. interests rather than international justice or the intrinsic right and wrong of global disputes. Only a few presidents, like Woodrow Wilson,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Barack Obama, could be considered relatively idealistic, though even their progressive foreign policies were ultimately aimed at expanding U.S. influence.

Carter, however, was a unique president whos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genuinely prioritized human rights, morality, justice, and fairness. During the Cold War, when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was intense, Carter actively sought to improve relations with communist states, reducing unnecessary hostility and breaking through the “Iron Curtain” and “Bamboo Curtain.” This, in itself, was a groundbreaking achievement. Meanwhile, after the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in 1979,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imposed a series of sanctions, proving that his approach to the Eastern bloc was not unconditional appeasement but rather based on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humanitarianism.

Carter’s decision to abandon the Pahlavi regime in Iran and its subsequent consequences were unforeseen. Before coming to power, Ayatollah Khomeini promised to establish an inclusive new government, and while the Pahlavi regime had achieved some accomplishments, it was undeniably corrupt and autocratic. The transformation of Iran into a theocratic state with extreme anti-American sentiments was something neither Carter nor many other Westerners could have anticipated. The blame lies with Khomeini’s betrayal of his promises and the authoritarian violence of Iran’s theocratic forces, not with Carter.

As for Carter’s efforts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exchang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was undoubtedly a significant positive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majority of its people, U.S. interests, and global benefits. The criticism that Carter “abandoned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or “enabled authoritarian China” does not reflect the full reality. Mainland China, with the largest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and vast territory, is an unavoidable presenc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 U.S. government to indefinitely refus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it or continue to allow the Taiwan-based government to represent China. Even if reluctantly, U.S.-PRC normalization was inevitable. If Carter hadn’t facilitated this, someone else would have. For instance, even the right-wing Reagan administration maintained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China later, partly to counter the Soviet Union.

Carter’s poor performance in domestic affairs was mainly due to the various issues left unresolved by several previous presidents, which could not be suddenly addressed, combined with the U.S. economic crisis and inflation cycle at the time. While Carter himself bore some responsibility, he cannot be solely blamed. Moreover, Carter prioritized public welfare and civil rights, such as steadfastly defending women’s right to abortion and supporting the rights of African Americans and other minority groups, effectively preserving the progress in equal rights achieved since the 1960s. Carter’s accomplishments in promoting civil rights and equality in the U.S. have been overlooked, as people focus only on the shortcomings of his economic policies and the challenges of inflation, which is a one-sided view.

What makes Carter even more admirable—and often overlooked—is his over four decades of activism after leaving office. He remained active in both American and international arenas, devoting himself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rights of marginalized groups,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and education. He also nurtured numerous talents who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causes.

For example, the Carter Center, co-founded by Carter and his wife, has become a leading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mediating conflicts between nations and within countries, reducing violence, promoting peace, combating infectious diseases, alleviating poverty, advancing education i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and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women and children. The center has also long been involved in U.S.-China relations, human rights in China, and Chinese social governance,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development and reform as well as in maintaining friendly U.S.-China ties.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Carter, his wife, and their colleagues were immense, delivered in a quiet and unassuming manner. Many Chinese political opposition figures favor politicians who loudly threat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dvocate for “decoupling and severing ties,” and are not only anti-CCP but also anti-China. They often ignore or even disparage Carter and others who planted seeds of human rights and hope in China, which is both shortsighted and narrow-minded. Promoting human rights and progress in China cannot rely on the biting north wind but rather on the gentle warmth of sunlight. Of course, specific policies and actions can be critiqued on a case-by-case basis, and the pros and cons of engagement policies with authoritarian regimes are open for debate. However, Carter’s decades-long efforts to promote human rights and improve livelihoods in impoverished regions—both in China and worldwide—are overall highly commendable.

Compared to years past, today’s world is marked by greater divisions. Nationalism, populism, xenophobia, and isolationism are on the rise in many countries. Politicians are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the self-interest of their nations, while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d zero-sum games are becoming more frequent. To win or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people often resort to lies and unscrupulous tactics, discarding morality and integrity as if they were worthles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U.S. politics, particularly Trump’s two presidential victories and the escalating political infighting between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have dimmed America’s image as a “beacon of light.”

Against this backdrop, Carter’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which embodied the spirit of American idealism, are even more worthy of remembrance. Carter’s political qualities and practices, such as his adherence to political ethics, opposition to war and authoritarianism, and care for the disadvantaged, deserve attention and preservation.

Admittedly, the author is not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world at large. It seems unlikely that America will see another politician as virtuous and good-hearted as Carter. Carter may well be the final chapter of America’s “idealistic politics.” Yet, despite the challenges, people must retain some degree of faith and strive to make the world a slightly better place.

No matter how great a figure may be, all must eventually pass away. But while life is finite, the soul is immortal, and the legacies left behind can continue to benefit future generations. As Mr. Carter leaves us, those who, amidst today’s turbulent and dark times, still dream, still believe in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and still hold that the world can achieve peace, progress, fairness, and justice, must press forward with determination. They must carry on the ideals and spirit of the departed. This is the best way to honor Carter and all those who have dedicated their lives to peace, democracy, and progress but passed away before realizing their ambitions.

卡特逝世:美国理想主义政治家的绝唱

  12月29日,圣诞刚过、2025新年尚未到来之时,已一百周岁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与世长辞。世界各国政府、政治人物、新闻媒体及其他许多人,都表达了哀悼。各方对他的评价,以正面为主,但也有很大争议。

    赞扬者认为,卡特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坚持人权优先,作风平易近人,一反美国霸权政治风格,与中国等意识形态敌手建交、归还巴拿马运河主权等。而其卸任后至去世,他一直致力于国际和平、人道主义事业,也更令其被称赞。而批评者则认为他内政上无所建树、外交软弱妥协,如对中国让步太多、抛弃伊朗亲美巴列维政权促使反美神权势力上台等。

   这些赞美和批评,从各自价值观和角度,都是有道理的。不过绝大多数人(包括多数批评者)都承认,卡特是一个“好人”。“好”包括善良、温和、正直、诚实。而这些品质,在尔虞我诈的政界、利益至上的国际舞台,是稀缺的、珍贵的。

   在美国历史上,大多数总统和政治家都是务实主义者,如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尼克松、两位布什等,考虑问题主要基于美国自身利益,而非国际道义和纷争的本身是非曲直。只有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奥巴马算是较有理想的总统,哪怕仍然始终以美国利益优先、其进步外交政策根底上也是为扩大美国影响力而服务。

   只有卡特这位总统,其任内内政外交举措,让人看到是真的将人权、道义、是非、公正,作为最为优先的考量。在那个意识形态浓厚、充满对抗的冷战环境下,卡特积极与各宣称信奉共产主义的红色国家改善关系,消解不必要的敌视、打破“铁幕”和“竹幕”壁垒,本身就是突破性的成就。而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政府祭出一系列制裁,也证明其并非无条件亲近东方阵营,而是真的根据是非和人道决策。

   至于卡特抛弃伊朗巴列维政权导致的后果,是始料未及的。霍梅尼在上台前声称会建立一个包容的新国家,巴列维政权在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确实腐败专制。后面伊朗变为极端反美的神权国家,也是卡特及其他许多西方人难以预料的。这责任在于背信的霍梅尼、专制暴力的伊朗神权势力,而非卡特。

   而关于卡特推动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美交流,站在中国大陆政府和多数民众、美国和世界利益看,都是大好事。而批评者所言的,卡特“抛弃了中华民国/台湾”、“滋养了专制中国”,并不是完整的事实。且中国大陆人口世界第一、国土广袤,在国际上是无法忽视和绕开的存在,美国政府不可能与其永远不建交、让在台湾这一隅之地的政权代表中国。即便出于不得已,美国与PRC建交也是必然。即便没有卡特,其他人也会对大陆建交。如之后右翼里根及其团队,为对抗苏联等目的,就保持了对中国大陆的友好关系。

  卡特在内政上的不佳表现,主要是由于之前几任总统留下的各种弊病无法猝然解决,又逢美国经济危机和通胀周期,多种原因造成。虽然卡特本人也有责任,但并不能都归咎于他一人。而且卡特重视民生和公民权,例如力保女性堕胎权、支持黑人等少数族裔权利,有效维护了1960年代以来平权成果。卡特在促进美国公民权利和平等方面的成就被忽视,人们只看到其经济政策的失误、通货膨胀困境,也是以偏概全的。

  卡特更可贵而往往为人忽视的是,他在卸任后的四十多年,一直活跃于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长期致力于环境保护、弱势族群权利、各国民间交流及文化教育事业,培养了许多为人权和人道主义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

  如卡特与其妻子创办的“卡特中心”,就成为致力调解世界各国之间及各国内部纷争、减少暴力、促进和平、防治传染病等疾病、减少贫困、促进落后国家地区教育、保护妇女儿童等人道事业。该机构也长期致力于中美关系、中国人权、中国社会治理等,为中国发展改革、维持中美友好关系起到重要作用。

  卡特及其妻子、同事所做的这些事,贡献是巨大的,方式是“润物细无声”的。许多中国政治反对派青睐于对中国政权大声恫吓、动辄“脱钩断链”、反共更反中的政治家,却无视甚至贬低卡特等人在中国播种人权与希望的种子、为长久未来奠基的努力,是短视而狭隘的。促进中国人权和进步,不是依靠凛冽的北风,而是和煦的阳光。当然,在具体政策和事件中可以就事论事批评,其对专制政权的接触交流政策利弊得失也可商榷,但卡特致力于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权、改善贫困地区民生的长期活动,整体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相较于多年之前,今日的世界更多对立,各国民族民粹、排外、孤立主义,都甚嚣尘上。各国政治家也越发考虑自身及本国私利,国际上的冲突和零和博弈增多。人们为自身利益、为了胜利,不择手段、谎言满天飞,道德和诚信被弃如敝履。而近年美国政局,尤其特朗普两次当选总统,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政治恶斗,都让美国“灯塔”暗淡。这样的背景下,卡特所代表的美国理想主义政治家的内政外交,更值得怀念,卡特对政治道德的坚守、反对战争和专制主义、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等政治品质和实践,也更值得关注和继承。

  当然,笔者对中国、美国、世界各国前景都不乐观,美国恐怕也难以再出现卡特这样的良善政治家,卡特恐成美国“理想主义政治”的绝唱。但人们活在世上,仍然要保持一些信心,尽力让世界变好一些。

   再伟大的人物,都会去世。但生命虽逝,灵魂不朽,种种遗产仍能造福后世。卡特先生故去了,那些在动荡晦暗的当下世界仍怀揣梦想、仍相信真善美、认为世界可以真正而广泛实现和平、进步、公平正义的人们,更要坚定的前行,弘扬逝者的理想与精神。这也是对卡特及世上一切致力于和平民主进步、“出师未捷身先陨”者的最好告慰。

通过 WordPress.com 设计一个这样的站点
从这里开始